杨献平：传统与新变:生命痕迹与时代表达 ——《胶东文学》2024 年栏目述评

杨献平，河北沙河人。主要作品有散文集《沙漠里的细水微光》《黄沙与绿洲之间》《生死故乡》《南太行纪事》《中年纪》及多部小说集和诗集等。现居成都。

传统与新变：生命痕迹与时代表达

——《胶东文学》2024 年栏目述评

文/杨献平

文学期刊在当下的存在感日渐式微，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但文学期刊永远有其存在的价值，而且随着时间推移，它的价值会越来越高。正如文学批评家施战军所说：“文学期刊是为那些在时代中产生的有可能成为经典的文学而存在的……跟耐心沉思的作家和读者、跟耐读传世的作品相互取暖彼此为伴。”

当下的诸多文学期刊，依旧是作家自我展示和相互竞技的主场地。很难想象，一个没有在文学期刊发表过作品的诗人和作家，可能会在文学界迎来怎样的目光。近些年，有相当一部分文学期刊逆势而上，突然“杀”到了全国文学期刊界的前沿。山东就有两家，一是《万松浦》，一是《胶东文学》。后者以开放兼容与严谨唯真的态度，立足烟台，吸引了诸多名家新锐，不过三年时间，就受到文学评论界和作家诗人们的广泛好评。

文学始终能给人鼓舞和安慰，给人活下去的不朽力量。正如威廉·福克纳所说：“诗人和作家的荣耀，就在于振奋人心，鼓舞人的勇气、荣誉、希望、尊严、同情、怜悯和牺牲精神。这正是人类往昔的荣耀，也是使人类永垂不朽的根源。” 2024年的《胶东文学》依旧有诸多名家和中坚力量的加盟，同时加大了对新人新作的扶持、推介力度，整体呈现出一派文学的生机，在诸多文学期刊中，俨然形成了自我气质和风度，这在当今年代是非常不容易的，更是令人敬佩的。

尤其值得肯定的是，《胶东文学》的编辑团队非常敬业，在与作家和诗人的交流中，谦谦有礼，始终以作品为本，且非常尊重作家作品，这一点，大致也是《胶东文学》之所以在短短几年内就获得更多人认可的根本原因之一。

纵观2024年《胶东文学》刊发的文学作品，小说仍旧占相当比例，散文、诗歌比较均衡，重点推出“新声”栏目，推荐新人的力度较上一年更加用心、集中。“新声”栏目刊登了许多文学新人的作品，有小说、散文和诗歌，可圈可点的作品较多，能从中读到的是年轻一代对于生活和人的崭新认识，以及颇具新意的文学刻画与呈现，而且每一篇作品都配有作家的创作谈和批评家比较专业的短评。

此外，《胶东文学》还精心组织编辑出版了儿童文学专刊、女作家专号，以及“特别策划·峻青百年纪念小辑”“‘醇香烟台 微醺世界’征文选登”“生态文学”“特稿”“全国大学生创意写作联展”等专题专栏。

2024年的《胶东文学》在体裁上整齐用心发力：小说方面，名家与新人比重相当，题材多样，既有关注当下现实生活与世道人心的沉郁激昂与宏伟大气，也有呈现和探讨自我内心冲突以及个人与外部关系的曲径通幽与柳暗花明；散文方面既关注历史的明暗幽微与当下现实生活的细水微澜，也关注个人日常生活中思想情感的起伏动荡与自然生态环境的变迁和现状；诗歌方面，无论是诗句的“锻造”和意境的“构置”，还是诗人对于诗歌艺术的追求、张扬新的诗歌理念及其方式方法等，也都具有鲜明个性。

中篇小说：介入现实的难度

当那个名叫江河浪的男人痛失爱女江花后，他把所有的热情放在辰龙河的生态环境保护上。这是一个早年醉心于艺术、不问世事羞于经商、忽然被时光裹挟至中年的男人，早些年，他所在的辰龙集，大多数人通过开办大大小小的印染厂以及运输公司等途径发了财。他的妻子章之惠却因为跟着江河浪得不到自己想要的生活，居然不辞而别，至于跟谁跑了，他不得而知。这个男人终于在生存压力面前彻底败下阵来，从一个小有名气的艺术家转行为河道割草工。

而驱使他命运发生真正改变的正是和他相依为命的女儿江花。这孩子很争气，读书是一顶一强，可就在江花如愿考上名牌大学之时，罕见的疾病也凶猛袭来。在医院住了很久也没有治愈的希望，无奈之下，江河浪便把希望压在了江花娘舅——老中医章先生身上。章先生需要一味药，那就是多年前辰龙河中常见的“泥咕龙”，尽管江河浪费尽心思，几个月来也没捕捉到一只“泥咕龙”。正在他沮丧得借酒浇愁时，女儿江花投河自尽了。

这基本上是陈松平中篇小说《辰龙河涛声》（2024年第1期）的大致故事情节。小说前一部分的叙述紧凑，有些大开大合、悬念迭起的感觉，甚至还有传奇性。一部好的中长篇小说，需要具有一定的传奇性。传奇性的设置或者存在，一可以把小说引向纵深，二可以增强阅读的快感、激发读者想象力，三可以增强小说的趣味。当我们的小说只剩下一地鸡毛的日常琐碎，以及貌似直面现实的冷峻之后，或许再没有什么比传奇性更激动人心，也更能挑起读者阅读兴致的了。

《辰龙河涛声》前半部分的切入点及人物命运的“演进”是成功的，同时也为江河浪后来决然投身生态环境保护做了铺垫——人最深切的痛苦，莫过于大难临身，由此激发的热情力量无疑是强大的。但从正常角度来看，一个单身中年男人，妻子跟人跑了，又舍掉了挚爱半生的艺术创作，转而把一生的爱与希望都寄托在唯一的女儿身上，可当女儿夭亡，他是如何能够迅速转变为一个积极的，甚至在众人眼里看起来很不正常的环保志愿者的呢？

无论什么样的小说，叙述再千回百转，移花接木，最终还是要逻辑自洽的。这个逻辑是小说之所以成立的基本点。有了这个基本点，小说才能打动人心，也才可以使得虚构的小说比真实的现实遭际更具有精神上的震撼力，也才是趋于完美的艺术创作过程。

小说究竟是什么样子的？这个问题很多作家和批评家从不同角度说了很多话，可谓众说纷纭，各有主张，但无论怎样说，首先小说要让人读下去；其次小说一定是关乎世道人心和精神幽微的；最后小说一定是有所“征喻”的。周敦颐认为：“文，所以载道也。轮辕饰而人弗庸，徒饰也，况虚车乎！”即使在当下文艺思潮和创作手法日益趋新的背景下，“文以载道”这个论断似乎尚未过时。

相比《辰龙河涛声》，闫耀明的《方向盘》（2024年第2期）取材更贴近当下。一个爱情婚姻坎坷的女教练刘晓辉的性格追求、对自我的怀疑与确认以及“我”同“林娇娇”与她交往的风波，都体现出自我的复杂性，以及当代人情感的多变与猝然。王婷婷的《天使不是天使》（2024年第3期）更“逼近”当下全球化的真实，她写文明的冲突、人在陌生场域中的变化，既有细微的察觉，也有心态的不自觉改变。事实上，无论当下的人类在地理和交通上如何“亲近”，各自携带的地域习性总是有分歧，也不能够完全兼容的。袁瑛的《空桑三宿》（2024年第4期）接近或者干脆就是一部暖意之中不乏冷意的家族叙事，其中的“祖祖”个性鲜明，身世有些迷离，小姨、姨父等人物也颇有个性。

李一默的《对岸》（2024年第2期）中的岳小云年轻却传统，“守己”也不排斥恋爱甚至婚姻，当她遇到“老手”吕念之后，在欲拒还迎中与这个起初“目的”迷离、最终只是“游戏”的男人发生了一次关系，她所期望的爱情和婚姻，结果是一场镜花水月与竹篮打水。李一默对岳小云这样出身偏远之地、到京城打工的女孩子的生活现状，以及对于男人的“防备心”都书写得巧妙而又到位，细节生动，心理刻绘也很细腻传神。至于吕念、其为数许多的“女友”及他们的“爱情故事”，在当下的城市里比比皆是。与其说这部小说表达了一个正常女性的爱情际遇，不如说这部小说在诘问一个时代的现实：即便是最普通正常的人生梦想，可能也会千疮百孔，再微小的不幸与挫折，也唯有独自疗伤。

周海亮的《海草房》（2024年第5期）书写的是一个暮年之人的往事，其中有对生命倥偬的感慨，也有对少年伙伴的怀念，这种叙事很容易引人共情。生命这个看起来简单却又充满扑朔迷离色彩的世俗性的史记般存在，很多时候依赖的是肉身及其重要经历、经验和记忆等，才得以在他人眼中有滋有味。陈占敏的《白发三千丈》（2024年第7期）讲述了一个性格刚强、心性通透的老粉坊老板娘程毕氏颇具传奇性的一生。杨晓升的《人海奇葩》（2024年第8期）写了几个各具特点的人物，他们是城市生活中的普通一员，也是时代的参与者，作品展现的并非个人人生的某些典型经历，而是大生存背景之下性格和命运迥然的“这个”。王哲珠的《我的苏六娘》（2024年第11期）把柳小颜与苏六娘进行了很好的“融合”与“置换”，戏中人亦是世中人，世中人也是戏中人，至于和其他人的遭际纠葛，亦复如是。

古宇的《谁在笑我》（2024年第12期）涉及一个严肃而又温暖的话题——幸福。事实上，幸福在很多时候是“他人看来”如此这般的表面事情，而每个家庭都有自己的麻烦，尤其是不幸的事。这是一部涉及成长与夫妻关系（伦理）、夫妻感情及日常行为对孩子成长影响的小说，这种影响可能是细微的，也可能是习以为常的。古宇的这部小说，让读者看到一个小说家挖掘和呈示生活内部真实的能力。

中篇小说需要一个好故事，这个故事一定要跌宕起伏、足够吸引人，也足够具备征喻性。纵观这一年《胶东文学》刊发的中篇小说，明显感觉到作家介入现实生活的无力感，无论《辰龙河涛声》还是《我的苏六娘》《空桑三宿》等，书写的还是“过去式”的人物，以及消失或者正在消失的“时代及其场景”。尽管小说在题材上从无新旧之分，但作家的思想意识，对现实的观察、发现性的介入，以及文学性的呈现与艺术上的构建，都需要一定的思想力和穿透性的眼光。而这种能力与眼光的获得，与作家本人看世界、察人世、探人心的见识、判断力，尤其个人的“境界”“修为”有关，对于现实生活和人世百态，作家绝不仅仅是一个冷峻的观察者和记录者，更应当是一个具有深度探究能力的“科学家”“心理学家”“精神分析学家”。

短篇小说：个人内心幽微与时代征象

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在一次笔会上认识，进而有了肉身之欢。然后两相疏远，但心还是近的。忽然有一天，女人专程来告别，而此时的贵阳正值大雪，一路耽搁，男人误了接机，心怀歉意和不安地回到家，却发现，女人已经在厨房里烹制各种菜肴了，而她所谓的告别，除了之前的自己，是要和萍水相逢的男人生活下去，但前提是，两人或者其中一人必须忘掉之前的一切。冉正万的《蓑草路》（2024年第1期）或许是我读得最有意思的一个短篇小说，这部小说不在于故事，而在于自我的内心冲突，在于作家对于一条街道，和与之相关的人生际遇及其神妙地方的深度发现，再加上他时时出彩的语言，出人意料的见解和认知，读起来丝滑又跌宕。

冉正万这几年以贵阳的街道为题，写了诸多中短篇小说，听说几乎每天都要写上几千字，哪怕是喝了酒，家里有客人，他也要写，在小说创造的路上狂奔。我之所以用“创造”这个词，是我从他的作品当中看出了新变化、新想法，这个非常难得。冉正万的小说并非一路“试验”的那种，而是传统与先锋相衔接的路数。他的小说，有时候可当散文来看，有时候则充满传奇，很大程度上体现的是作家对于世事百态乃至人心人性的敏锐挖掘、创造性的发现，也体现了故事的“黏合”与“自洽”，作者在这种自洽之中找到当代人精神的“霉点”与“亮度”。

陈然的《像抹布一样干净》（2024年第8期）写的是一个有洁癖男人的日常，其中有个人的复杂性，也有家庭生活的枯燥。本来有洁癖的一个人，却只允许自己邋遢，对妻子每周一次的大扫除，尤其是犄角旮旯都要清理干净的习惯和做法表示好笑，甚至说出“你像抹布一样干净”的话——这竟是为了惹妻子生气以结束两人之间的谈话。这种有特点的“人”在现实生活中比比皆是，但从另一个方面考虑，当我们以为自己真是怎样一个人的时候，难道事实真是如此？这句话有些拗口，但确实是一个“自我的问题”，最可怕的是毫无意识还理所当然。这个小说的意蕴可以小而小之，也可以大而大之。这个世界乃至每一个人都对自己有着想当然的“定位”和“属性自洽”，可事实上，在他人看来，却并非如此，甚至大相径庭。

于永铎的《守口如瓶》（2024年第10期）写了一个貌似玄异的故事，围绕山洞里的一颗头盖骨展开。这个头盖骨和“我”与“张哥”的一段早年经历有关，写到了俊善对“我”的戏谑甚至侮辱、厨房“张姐”的善意……欲言又止，营造了一种看起来平淡无奇但又惊心动魄的氛围。野水的《我已消失》（2024年第10期）写的是一个自我消失的故事，传达的是一个人在当下社会生活、心灵上自我纾解和最终“改头换面”的情绪或处境。

大解的小说近几年颇引人注目，他的写作是对传统的一种反抗，是一种新的小说认知及其践行方式。当许多故事变得不可依赖甚至越来越抽象化，那么，反其道而行之未尝不是另一种“蹊径”。他的《飘浮而来》（2024年第1期）《浴火重生的身影》（2024年第1期），是具有想象力的小说，这两部小说都有老庄思想的影子，甚至关联了中国志怪小说的某些显著因素，木匠担心自己会变成木头，船工却无法到达对岸，用影子找寻影子，或者说追溯、探讨影子的来处，这些“回到自身”的疑惑、诘问、找寻和无解，其实也映射了万物自身某些不可逾越的障碍。

相裕亭《摸海》（2024年第4期）中的毛虎子与新社子原本是很好的挣钱伙伴，但小说的视角却是“我”在乡政府大院当电工的三弟，三弟和毛虎子是很好的朋友，由此介入到毛虎子的“摸海”生涯，忽然有一天，两个人在海里出事了，毛虎子氧气管掉了，在快速上升中肺不断膨胀，当场死在海里了，新社子也疯掉了。原本这些看起来极为正常，但当一场奸杀案发生后，疯掉的新社子似乎说出了真相。关于小说，刘庆邦曾说：“小说欲达微妙之境，就不能停留在表面、客观和外在的言谈举止上，须潜入人的内心世界，一切听从于心灵的驱使和安排。它书写的是心的景象，这景象或是心理上的微澜，或是内心的风暴。”

曾瓶的《我不骗你》（2024年第12期）是一个看起来真实发生但似乎又子虚乌有的小说，有一种漂浮与不确定的感觉，李妮娜这样的女孩子在城市里生活，她自身就有一种偏狭心理乃至生活追求的不确定性。作家很好地处理了一对男女的情感纠葛，但看起来也似乎只是一种妄念或者意念，李妮娜的最终消失或者说“隐于城市”，将人生的视角和小说表达的意趣引向广阔。

纵观2024年《胶东文学》所刊载的大部分短篇小说，一个显著特点是，传统的叙事方式及对过往人生的审视占据多数，对接当下世情世态和人性幽微的相对较少。“文学是人学”的说法并不过时，小说应当以写人为主。作为小说家，为文学长廊增添新的“人物形象”是毕生功课，若不能在读者的内心引起“涟漪、旋涡和风暴”，写作的意义何在？

散文：“述往”和“趋新” 关乎自身的经验及其外放

长年在外的人回到故乡，满眼都是“过往”。这个“过往”实际上大多数只和自己乃至有限的几个“近人”有关。“当年”如何，“现在”如何等，其实都是一种建立在消失之上的写作，或者说经验的再度“回放”与提纯。江子的《乡下的雪》（2024年第1期）即如此，与父母亲的亲情以及与其他村人的事务性或情感关联，都在一场雪中“解冻”和“融化”。张玲的《香火塘》（2024年第1期）似乎也如此这般，乡村经验在光阴之中再现，熟悉的人和物保持了他们与作家交集时候的形状与模样。阿芳的《父亲的月份牌》（2024年第2期）写的是有关父亲的一种记忆，翻动时间的“月份牌”当中，是一个勤劳、凡事有计划的父亲在人世中关于自己乃至一家人的“时间履历”。卢鑫的《四方客》（2024年第4期）对于地方性风俗的呈现和表达，尤其是那种基于个人早年乡村经历的记忆书写得极为舒缓，有情致，也有意趣。朱盈旭的《采绿》（2024年第11期）笔调雅致，其中的温暖与善意也颇为动人。就个人而言，我是反对各种残杀动物之后的所谓“美食”的，看着都血淋淋的，那种鉴赏“杀生”过程及品尝、饕餮各种动物肉身和脏器，且引以为荣的“美食”书写，我以为是不人道和残酷的，而李丹崖的《鲜食六记》（2024年第5期）写家乡的美食，重点写植物——枇杷、薄荷与芋头、萝卜等等，都鲜嫩可人，语词之间漫溢着一种温和与美好。

徐惠林的《受想行识》（2024年第7期）题目比较别异，既有空暇之时回乡的乐趣，还有种种回忆和乡下节日风俗等等，读起来轻松，文章的“章法”也颇有新意。徐鲁的《胶东童谣小忆》（2024年第6期）在简短的叙述之间，带给人浓郁的思乡之情。董华的《桑梓蛾眉》（2024年第5期）如实记录故乡故人故事，每个人都在这世上来过，而有作家为她们“作传”其实也是一件美好的事情。高炯森的《光芒，在流淌中茁壮》（2024年第5期）诗意而壮阔。

恳谈任何一种文学体裁和题材都值得尊重，严格意义上说题材没有高低贵贱之分，但需要说的是，乡村散文或者乡村题材散文，始终给人一种过去式的荒芜甚至潦草，其中更多的是作家们自我的记忆，以及有些恍兮惚兮的陈旧和残缺感觉。

不是说旧事旧物不能写，而是，作家在审视过往的时候，如果过分忠于“记忆”和“经验”，就会被之“限制”或“圈定”。而文学的本质是趋新的，其中最大的“新”是写作家的“新认知”，以及在谋篇布局时的“别出心裁”“融会贯通”，即旧题材翻出新意。而这个新意，一定是要和“时代”同步甚至有所“前瞻”的。傅菲的《柳湖》（2024年第1期）延续了他一贯的写作风格。对上饶一带的乡村观察和书写，近年来蔚为大观，几乎每一篇散文都体现了自然主义的气韵和理趣。高艳的《千年“读书堆”》（2024年第1期）属于访古抒情之作。读书之于古人，那是人生一等一的大事。作家在“读书堆”遗址之中的浏览与发现，情感凝重而又深切。

马拉在其《布拉格、卡夫卡和浅草寺的钟声（外一篇）》（2024年第2期）中对于诗歌的认知和判断，尤其对文学巨匠创作的理解，深入而又扎实，其中涉及诗人倮倮的创作和作品以及对陶渊明和朱熹旧迹的寻访及其文学地位的看法，颇为独特。苏沧桑的《一杯敬朝阳 一杯敬月光》（2024年第3期）写的是岁月静好——与诗文、桂花、酒酿的情致时光。刘亚荣的《谷雨之雨》（2024年第3期）依旧写她熟悉的乡镇医院生活。王月鹏的《蓬山近》（2024年第10期）是一组扎实之作，其中的历史掌故与海洋故事既有深度，也有趣味。

较之其他乡土写作，文猛的《天瓦》（2024年第10期）专注于人物的书写，是一种较好的乡村题材书写——大地上每一个人都是独特的，也都是不可重复的。指尖的《音乐课》（2024年第10期）文字干净利索，人物特点突出，延续了她散文的一贯风格。郝随穗的《带上书房》、李新文的《碑图腾》、刘艳琴的《胡同绾情》以及金克巴的《重返鹅颈水》等均刊载于《胶东文学》2024年第10期，这一组散文作品比较扎实，无论写乡情乡人，还是写荒野访古、大海往事等，都体现了散文写作的结实感与“即视”性，且在语言与个性化追求上各具特色。

此外，连谏的《昨夜焰火》（2024年第9期）以小说家姿态介入，叙述上具有一种行云流水的顺畅与恰切之感。第广龙的《锅盔、陶罐及其他》（2024年第9期）也可圈可点。提云积的《客从远方来》（2024年第9期）从历史和现实的角度，对一个“小地方”进行文化意义上的打量。刘玉栋的《冬游普照寺》（2024年第7期）行思之中有敬畏，有觉悟。王玲花的《房顶书》（2024年第7期）是对“高处”的一种“观测”和想象。鄞珊的《感官追索》（2024年第7期）写得凝重大气，题材也别致。朱鸿的《沣水上的风》（2024年第5期）诗意且涉及诸多文史——一条河之于古老的中国，是一种文化承载与记忆。赵丰的《远行者》（2024年第4期）随心随想，敬慕古人且反观自身。嘉男的《烟火性灵：〈随园诗话〉札记》（2024年第4期）从中提炼旧年的生活及人事。钱红莉的《陪读纪事》（2024年第3期）写与孩子相处以及陪读时光中的细节，舐犊情深之外，还有生命乃至文化意义上的思考。杨萍的《中年渡》（2024年第11期）携带了个体对于中年这个人生阶段的体验和感触。九歌的《耍戏》（2024年第12期）可以看作是对消失了的乡村文化的一种回望与记录，三伯和猴子以及对两者不同生命观和命运的表述，把文章引向深入。张行方的《迷惘的季节》（2024年第12期）写自己的青春记忆，那种生涩、懵懂、慌张、好奇和期颐，实在是年少时美好的心灵履历。

散文应当怎么写？这是一个问题，但最终还是归结到“方法论”上，即如何有效地与“当下”进行对接，“时代的个人经验”与“个人的时代经验”主张依旧有效。再者，散文应当是最令人“走心”的文体，在形式结构和语言思维上不应当单一，而应当更新颖，更有意思，更切中当代人的“心”。正如李敬泽所说：“散文作为一种文学，作为一种认识自我和表达世界的方式，一种有意义的艺术形式，它的前途就在于能不能完成现代性转型，真正地面对书写的难度。”

诗歌：“工夫在诗外”及其他

大枪的《海盐的盐》（2024年第1期）句子虽然长了一些，但可以看出诗人的努力，即诗歌的现代性和自然性。张伟锋的《汲取之术》（2024年第1期）更偏重于“我”和“外物”之间的相互“透射”。一如的《黄昏》（2024年第1期）更注重个人的内心感觉与思维的飘逸。艾子的《何处惹尘埃》（2024年第2期）有一些提纲挈领与典型素描的意味，从观察到的“形象”入手，完成了对庸常事物诗意的“确立”。刘国莉的《旧事》（2024年第2期）一如其标题，仿佛回到某些俗世经验之中，也似乎回到了过去的年代。张楠的《海水的旷世我们一起爱》（2024年第3期）延续了抒情的路数，而且是高浓度的。何桂英的《繁盛的世界》（2024年第4期）之中，似乎有许多的隐秘之声和女性经验。楚红城的《梅花庄》（2024年第4期）深得自然书写之妙，将自己的笔触从事物的表层掠过，而且以独特的角度完成。陈少华《寻找是唯一的方式》（2024年第4期）中的经验成分在很多时候可以铺展出更多的“情景”和“场景”。田耘的《镜像》（2024年第5期）可以看作是诗人某些状态的“回身自照”。散皮的《尘世之中》（2024年第5期）更多“纠结”于个人记忆。马行的《行行重行行》（2024年第7期）多是大地履痕与俯仰观察。巴音博罗的《在大海蔚蓝色的长衫上沉吟》（2024年第7期）依旧保持了他多年的诗歌方式，即抒情的“高致”与语词上的“磅礴”。桑子《大地宽阔的肩胛骨》（2024年第7期）较之以往，在取材和意象上似乎更开阔了一些。

儿童诗不仅要有童心童趣，更重要的是有“新意”，不同年代孩子的“天性”似乎也是不同的，以农耕时代的“童心”来为当下的孩子们写诗，显然会大相径庭。朱者赤的《在柔软的芭蕉叶吊床上》（2024年第6期），刘奔的《给小孩儿》（2024年第6期），陶天真的《灯盏》（2024年第6期），以及叶申仕的《大自然与小孩儿》（2024年第12期），晨风的《闪烁的光》（2024年第12期）等儿童诗歌，或童稚有趣，或婉转可爱，其中不少诗作的叙事方式无疑增加了诗歌的可读性。

程杨松的《词语之间》（2024年第8期）更注重对自然物的理性观察和诗性提纯。大可的《埙记》（2024年第8期）是一组鉴赏与“放逐”的诗歌书写。老井的《金色的鱼钩》（2024年第8期）重点书写读书、气候和自然观察。江非是一个多变的诗人，他可能一直在寻找最好的诗歌方式，而且是属于他的，其《对语》（2024年第9期）更注重对自我的“认识”和内心层面的挖掘表达。姚辉的《写意山水》（2024年第9期）也是写大地行迹，他发现和体验的除了自然物“本体”之外，还有个人认知与情感上的判断。王了的《光的引导》（2024年第9期）颇为清新，但也携带了“过去诗歌的方式”。张广超的《放置的星星不说话》（2024年第9期）其实是写大地物候和观察自然的“心得”。天界的《一种目光》（2024年第9期）中所表现出的“空灵”也颇难得。张伟的《炉火》（2024年第9期）算是一首小长诗，这样的诗歌创作相当考验诗人的“形而上”和“形而下”能力。

王琪的《叩问存在》（2024年第10期）一如标题，对自我和他物之存在进行诗歌意义上的“问答”，这样的题材虽然不少，但真正深入的不多，王琪的诗歌意识似乎正在走向“深入”。霍香儿的《大地之境》（2024年第10期）分别书写高速公路、海港、地铁等当代大型建筑。陈波来的《入海口诗札》（2024年第10期）在海边，观察即所得，我思故我在。马占祥的《辽阔》（2024年第10期）中西部气质尤为明显，这一组诗歌写得短小而“洁净”，辽阔而又具象。橘子的《从身体里掏出一个多边形的沙漠》（2024年第10期）体现的是诗歌的凝重之美。刘颖的《你低头的姿势像湖水》（2024年第12期）写得庄重大气，抒情之中又有动人细节，女性意识强烈，几首诗的主题都与情感有关，个人的感觉与诗句的锤炼也颇为独特。张远伦的《寂静之书》（2024年第12期）中自然主义的诗歌方式，尤其是诗句的构成、整体的掌控，颇具气质。北乔的《喜欢听风从神秘的地方走来》（2024年第12期）延续了他诗歌创作的大气风格，个人化的表达中有着深刻的人生觉悟。

通读2024年《胶东文学》的诗歌作品，我再一次想到了陆游的“工夫在诗外”。写诗的不一定就是诗人，诗人也不是一个固定的职业和称谓。诗人最应当做的事情，不是专注于“技巧”甚至“风格”，而是诗歌之外的经受、思考与获得。

我向来以为，诗歌以及一切文学艺术，首先是切己的，与创作者本身是灵与肉、心和神的关系。我们在读古诗词的时候，总是被莫名地感动、代入，激发内在的情感并产生诸多由此及彼的想象与共鸣的力量，这是艺术的感染力，所有优秀的文学艺术作品总是会在某一刹那某一细微处击中阅读、鉴赏它们的人。

从某种程度上说，激发读者的“再造”欲望和能力是一切文学艺术的品质或要素。一件艺术品存在和流传的价值也似乎在此。因此，在很多时候，我们阅读和鉴赏文学艺术品的过程，其实就是一种与作者情感、思想“感应”与“共振”的一种非理性的心理和意识活动。以当下诗歌来说，白话文写作尽管更符合当代人们思考和表达习惯，但在很多时候因为白话文自身直接，尤其是其文化和文学蕴含量、释放性较为有限，很多作品并不能如古诗词一般直抵人心，以最简约的方式触碰最普遍、最隐秘与最“内涵”的“多义维度”发生电光石火般的联结，从而深入到人心最柔软、最敏感的部分，使得彼此之间的情感、趣味及其认知、感受等瞬间爆发，同步为极致的艺术体验与享受。如刘勰在《文心雕龙》中所说：“谈欢则字与笑并，论戚则声共泣偕。”

《原诗》中说：“学诗者，不可忽略古人，亦不可附会古人。”古诗词虽然好，但那是过去年代人们的文学方式，“凡一代有一代之文学”，人们生活在不同的时空和年代，其文化、社会、政治乃至自然环境的变迁，尤其是工业革命一直到现在，人们的现实生活及其运用的工具、生活的环境和方式，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新诗之所以逐渐深入人心，就是因为这种文学形式更适合当代人的情感思维和审美习惯。

“读感”或结语

不得不说，在当下这个年代，读小说确实是一件需要勇气的事情。小说乃至其他文学作品，确实到了需要大幅度甚至“前无古人式”的革新时候了。文学式微的原因并非生存生活压力加大，而是人们已经普遍不再关注自我内心冲突的意义何在与如何突围，也对他人的命运遭际、精神困厄及其如何挣扎、突围等采取漠然的态度。其中既有集体麻木、精神萎靡的因素，也有“内卷”的问题存在。整体性和持续性的阅读在越来越剧烈的信息“分裂化”的碎片年代，多少显得有些另类又非常难能可贵。

在这一背景下，文学创作不能雷打不动地按照传统路数走，不能漂浮于“源自现实高于现实”以及探究人心人性这个永恒主题之外，应更加深刻更加用心地去关注民情世态以及人心人性的结构和深层肌理，不能避重就轻、言不及义。作家个体的认知能力和思维意识、内心和精神的“场域及其高度”不能越来越萎缩或低下，不该使得文学创作的“圈子化”“一小撮人的狂欢”之诟病持续存在。

现在的文学期刊都在做着极大的努力，其中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对富有新意作品的呼唤，也包含了对作者创造力的要求。本年度《胶东文学》所刊发的作品在处理题材的方法上有高有低，作家思想意识和认知判断能力有新有旧，有深有浅。其中有一些令人“意犹未尽”和“思想不已”，非常难得。

最后，用纳博科夫《文学讲稿》中的一番话结语：“文学是创造。小说是虚构。说某一篇小说是真人真事，这简直侮辱了艺术，也侮辱了真实。其实，大作家无不具有高超的骗术，不过骗术最高的应首推大自然。大自然总是蒙骗人们。从简单的因物借力进行撒种繁殖的伎俩，到蝴蝶、鸟儿的各种巧妙复杂的保护色，都可以窥见大自然无穷的神机妙算。小说家只是效法大自然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