贺绍俊：面向未来的文学之心

郭宝昌是著名的导演，他执导的电视连续剧《大宅门》曾经火遍了全国，我也是在那时候记住了郭宝昌的名字。我虽然很少看电视剧，但经常会在媒体上看到郭宝昌不知疲倦的身影，他拍了一部又一部电视剧，这些电视剧奠定了他在影视界的权威地位。现在读到他的长篇小说《大宅门》，我大吃一惊，因为我很难想象这是出自一位著名导演之手，我也想不到原来在一位著名导演的内心中竟然藏着这么大的文学之心！

福斯特在《小说面面观》中说：“故事是小说的基本面，没有故事就不成为小说了。可见故事是一切小说不可或缺的最高要素。”强烈的故事性正是小说《大宅门》最突出的特点，郭宝昌充分显示出他善于讲故事的天才。小说讲述的是一家知名老字号“百草厅”药铺几代人的命运沉浮，它既是传统药铺的兴衰史，同时也是中国社会在新旧交替时刻的变革史。小说从清朝光绪年间一直写到抗日战争爆发后日本侵略者占领北平，横跨半个多世纪的历史风云，关涉戊戌变法、义和团运动、庚子事变、辛亥革命、张勋复辟、五四运动、革命军北伐、卢沟桥事变等一系列重大历史事件，这些重大历史事件给百草厅药铺的事业带来了巨大的不确定性。郭宝昌紧紧抓住这一点来展开情节，因此将故事讲述得风生水起，跌宕起伏；一波未平，一波又起；节奏紧凑，一气呵成，大有一种咄咄逼人之感。

故事固然是小说的基本面，但好小说绝对不会止步于故事性的。郭宝昌看来深深懂得这一诀窍，因此他把更多的精力用在塑造人物上，小说精彩的故事完全是在为塑造人物服务，他让人物站在前台，故事性不过是他笔下人物行动留下的轨迹而已。小说塑造了众多的人物形象，他们身份、性格迥异，却一个个栩栩如生。文学理论界曾经流行一个说法，认为小说最大的成功是塑造出了独特的人物形象。在古典时期，这也曾经是作家在小说写作中的致胜法宝。尽管现代小说不再强调塑造人物，现代作家更愿意在思想、形式或情理上做文章，但事实上，能够在广大读者中引起强烈反响的小说仍然是那些有着鲜活人物的小说。真正考验作家文学功力的仍然是能否塑造出鲜活的人物形象。《大宅门》便是在人物塑造上体现出了作者的文学功力。郭宝昌着重塑造了两个具有独创性的人物形象。一个是大宅门内的二奶奶白文氏，一个是二奶奶的儿子白景琦。二奶奶是白府的二媳妇，表面上看，她是一个传统的恪守妇道的女子，但她有敏锐的头脑和坚韧的内心，她对世事洞若观火，敢于决断。老太爷白萌堂在百草厅的大厦摇摇欲坠时，将大权交到了她的手上，她顶着众人的疑惑和刁难迎难而上，有勇有谋地让百草厅重振辉煌。二奶奶无疑是一个富有新意的传统女性形象，从担当重责的角度看，她似乎像《红楼梦》中的王熙凤，但她不似王熙凤泼辣和张扬，而是有一种可贵的内敛和韧性。她固然缺乏王熙凤贵族身份的傲骄，却闪耀着普通女子向善向美的灵性。白景琦是一个身上充满着不安分激素的男子汉。他一出生就以笑声宣告着他的异质性。他从小顽劣成性，偏要与一切现成的规矩礼节作对，但他聪颖过人，善于学习；他崇拜有本领的人，敢为天下先。类似白景琦这样的具有叛逆精神的青年其实也是不少作家乐于塑造的人物形象，比如《红楼梦》中的贾宝玉就是一个具有叛逆精神的典型。郭宝昌在塑造白景琦时，也许在脑海中就曾浮现出贾宝玉的影子。白景琦的顽劣、聪颖，以及他对年轻美丽女子的痴情，都与贾宝玉有些相似之处，但白景琦的尚武和阳刚又是贾宝玉所缺乏的。白景琦也不同于其他作家笔下的叛逆者形象，郭宝昌赋予这一形象新的内涵。其新的内涵表现在白景琦具有一种顽强的乐观主义世界观，这种乐观主义世界观可以概括为八个字：乐享生活，笑傲人生。毫无疑问，二奶奶白文氏和白景琦是郭宝昌为我们奉献的两个独特的人物形象，将他们置于当代文学的人物形象谱系中，也是毫不逊色的。

以上谈到了这部小说的故事性和人物塑造，也许看过电视剧《大宅门》的人会说，这不同样是电视剧《大宅门》的成功之处吗？没错！这恰好说明了影视剧和小说这两种文艺类型之间具有艺术上的共同性。二者都是叙事艺术，都重视故事性和人物塑造。但因为二者所使用的艺术语言不一样，对于故事性和人物塑造的侧重点也就不一样。文学所使用的艺术语言是文字，这就决定了文学中的故事性和人物塑造具有更丰富也更深邃的思想内涵和精神内涵。这也就是为什么有“文学是一切艺术之母”之说法的缘由。电视剧《大宅门》之所以在故事性和人物塑造上能够获得成功，就在于作为编导的郭宝昌在构思之初就启动了自己的文学思维。据说，郭宝昌早在十六岁的时候就动笔创作家族小说《大宅门》，直到后来他进入北京电影学院学习导演，才萌生了将《大宅门》编成影视剧的念头。我相信，无论是在写《大宅门》的电视剧本时，还是在执导电视剧《大宅门》的过程中，文学思维始终伴随着郭宝昌的创作活动。同时我也猜想，郭宝昌之所以在电视剧《大宅门》大获成功后执意再写一部长篇小说《大宅门》，是因为他在文学思维活动中所获取的丰富的文学内涵，无法在影视艺术中得到充分的呈现，而这一切唯有以小说的方式才能呈现出来。何况，小说《大宅门》才是他的初心！

必须看到，一部小说仅有故事性和人物塑造，其文学性的成色是不够的。我也曾经读到过一些由影视剧改编过来的小说，这些影视剧映播后得到了好评，创作者大概受其鼓舞，便将其改编为小说。但坦率地说，这类改编出来的小说基本上没有多少文学性可言。关键在语言文字上。小说是用语言讲述故事的，这种语言也就是人们日常所使用的语言，因此凡初识文字的普通读者都能读得懂小说。但这只是表面现象，当一位作家使用日常语言讲述故事时，实际上就在悄悄地做一件改造语言的工作，他要把日常语言转变为文学语言。正是在这种转变之中，文学性便生成了。如果我们觉得一部文学作品缺乏文学性，往往问题就出在语言上；作家要提高自己作品的文学性，首先就应该在语言上下功夫。那些由影视剧改编过来的小说，之所以没有多少文学性可言，就在于改编者既缺乏文学语言的意识，更缺乏文学语言的训练，他们只是将原来的影视剧本稍作调整，便冠之以小说之名出版。这样的小说，充其量只是传达了影视剧的故事，而其语言文字是无法给读者带来文学性的审美享受的。小说大师汪曾祺曾精辟地指出：“语言是小说的本体，不是附加的，可有可无的。从这个意义上说，写小说就是写语言。”

小说《大宅门》的文学性成色很高，就在于它不仅在故事性和人物塑造上是成功的，而且郭宝昌所采用的语言是文学语言。郭宝昌的文学语言打上了著名导演的烙印，比如，他善于利用动词，也极少使用形容词，从而使小说富有一种动态之美。这应该是他将影视艺术的审美特性巧妙转移到小说叙述中的积极结果。小说的语言是叙事性很强的，但郭宝昌懂得在恰当的时候利用语言的优势，加以议论或抒情，起到画龙点睛的作用。比如写到景琦没有赶上在父亲去世前见上一面后，有一段剖析景琦心理活动的文字：“景琦未能见上父亲最后一面，脑子里只留下被赶出家临行前，二爷站在马棚前偷偷地看他的那一瞬间，谁能想到错过了那一瞬间，就是永别。他本应带着媳妇过去给父亲叩头，说声珍重，道声别离。他没有，他以为来日方长，以为在外头混出个人样儿来，功成名就再带着媳妇给爸爸叩头，那多风光，多体面！人一辈子就是这样，一瞬间可能造成一生的辉煌，一瞬间也可能铸成终生大错，谁也无法准确地掌握那决定命运的一瞬间。”这段描写内心心理活动的文字初读起来是叙述性的，却又具有较强的抒情性，更难得的是，在这段抒情性很强的叙述里又巧妙地衔接上了作者本人由此而生发出的对于人生的议论。夹叙夹议是写作中常见的技巧，但在这段文字里，郭宝昌却能将叙述、抒情和议论这三种功能都施展出来，这显然得益于他能有效地将日常的叙述语言转化成文学语言。也可以说，郭宝昌在这段文字里，是通过语词的组合生成了一种能够引发人们联想和体味的文学语境，在这一文学语境中，文字充分发挥出语言多义性的弹力，为读者提供了联想的多种可能性。说实在的，我在阅读这部小说时，虽然发现郭宝昌讲故事的能力超强，也欣赏他一个悬念又一个悬念地紧绷着情节之弦的叙述方式，但我最佩服的还是他作为一名影视导演，有着文学语言的自我追求。文学的最大魅力往往来自文学语言，因此小说单具有故事性是不够的。福斯特在《小说面面观》里同样也强调了这一点。我在前面引用了一段福斯特的话，福斯特在这段话里肯定了故事对于小说的重要性，他接下来还说道：“不过，我倒希望这种最高要素不是故事，而是别的什么东西……是悦耳的旋律，或是对真理的领悟，而不是这种流传于古代的低级故事。”这“悦耳的旋律”或“对真理的领悟”等都与文学语言有关。我在郭宝昌的小说《大宅门》里就能寻找到“悦耳的旋律”等东西。

郭宝昌的小说《大宅门》还让我对文学与影视之间的关系有了新的认识。郭宝昌如此执着地要创作一部小说《大宅门》，难道就是一位影视导演执着证明自己同样具有文学的才华吗？我由此想到了作家莫言最近创作的新作《鳄鱼》，这是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之后创作的第一部大型作品，这部作品并不是小说，而是剧本。莫言和郭宝昌不约而同地都来了一次跨界写作，影视导演跨界写小说，小说家莫言跨界写剧本。莫言显然不是想要借此证明自己不仅是小说家，而且也是剧作家。同样，郭宝昌也不是要借此证明自己不仅能当导演，而且也能写小说。郭宝昌与莫言的跨界写作缘于他们在各自的文艺实践中都共同走进了小说与影视戏剧的审美核心。小说和影视戏剧基本上都是建立在叙事基础之上的，如何赋予其叙事以更深邃和丰沛的文学性，过去我们对这个问题的思考多半是单向度的，只是认为要在影视戏剧中加强文学性，要让影视戏剧从文学作品中吸取智慧。但是，我们的时代逐渐进入一个图像思维的时代，图像思维和语言思维成为一对放飞文学想象的翅膀，如何让这对翅膀更强壮、更协调，则需要调整我们以往的文艺观和审美观。我们不应该拘泥于以单向度的思考去解决文学性问题，而是应该以对话的方式让小说和影视戏剧共同发挥出各自的文学优势。因此，我们必须将小说与影视戏剧之间对话和沟通的渠道开辟得更加顺畅和宽敞。郭宝昌从影视走向小说创作，与莫言从小说走向戏剧创作，仿佛是各自从两端出发，共同为文学性开辟一条广阔的对话渠道。如此说来，小说《大宅门》所包含的一位影视导演的文学之心，是一颗面向未来的文学之心。

作者单位：沈阳师范大学